中共中央“两个决议”播出后，4月8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为什么不用卢奇，父亲给王东兴写了一封信。他在信中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：一是支持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、国务院总理。二是感谢他继续留党籍。

在经历了如此惊心动魄的政治动荡之后，毛泽东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，并没有将党政军三权交给“四人帮”。对于毛泽东这个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决定，父亲是由衷地支持的。试想，如果“天安门事件”后毛泽东把权力交给“四人帮”，我们党和国家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危险，我们的人民将陷入更深的灾难。毛泽东病危之际，能保持如此淡定，真是万劫不复。在东交民巷17号陌生的环境中，在与家人和孩子完全隔绝的状态下，父子相依为命，重新开始了他们的牢狱生活。一开始，他们自己打扫环境，自己洗衣服做饭，负责安保工作的滕和松帮忙买了一些食物和蔬菜。几天后，滕和松请示，找到了我们家曾经当过厨师的李师傅。之后，李师傅每天都来东交民巷帮忙做午饭和晚饭。父母不用自己做饭，生活的负担就轻松多了。

在东交民巷，虽然身处逆境，但父亲努力保持着自己的日常生活，以冷静的心态应对牢狱之灾的枯燥生活。“批邓”的浪潮日益高涨，翻开报纸、打开收音机，无一不是“批邓”的喧嚣。对于这些不断升级的“批评”声，父亲大度地完全不予理睬。

东交民巷父母相依为命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。母亲眼疾复发，住进301医院。东交民巷只剩下一个父亲。对父亲来说，政治风暴算不了什么，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孤独。尤其是习惯了我们热闹温馨的大家庭生活，寂寞就更难忍受了。读报，整篇文章都是“批邓”。听广播，内容是一样的。

不看报，不听广播，不看书，除了一个人在屋里走走，一天都呆不下去。实在无事可做，父亲就拿出扑克牌，自己在桌上放开。在那些困难时期，打开卡片成为我父亲唯一能做的事情。这张是全新的扑克牌，最后很旧，被我父亲戴过，纸牌的边角都变白了。

“天安门事件”的爆发和收场，绝对不会给本已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带来欢欣鼓舞。事态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序，让毛泽东心中的忧虑更加沉重。

4月30日晚，华国锋陪同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，留下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国情。毛泽东双手颤抖，亲手为华国锋写了三句话。第一句话是“慢慢来，别担心”；第二句是“按照过去的政策”；第三句是“你做事，我放心”。毛泽东虽然病得很重，但他很清楚，当他确立华国锋为接班人时，“四人帮”不会满足，更不会放弃。在他身后，“四人帮”会闹事。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三句话的时候，是在用最后一点力气，白纸黑字地写劝勉。

母亲住在301医院的外科病房。一天，见到她的唐大夫来看她，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，中央发了通知。妈妈知道后，非常着急。她想，她父亲在东交民巷就一个人，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怎么能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父亲？这时，滕和松派了一个侍卫来见她。她立即??写了一张纸条说：“永远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，不管谁叫你出去，不要离开，我会尽快出院的。” 母亲知道，当她看到这张纸条时，父亲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一定会保持警惕。

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。他意识到，一定是他妈妈在医院里听到了风声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。母亲让他不要离开这里，但他想的是，他不能再一个人呆在这里了，他要争取与家人团聚。和家人在一起是最安全的。

6月12日，父亲给王东兴写信调动毛泽东和中央。直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稍有好转，他才对邓小平的信口授：“我可以同意。” 邓小平的这封信，政治局里的人都围了过来。

母亲住院50天后，眼疾基本好转。她不能在医院呆一分钟。根据她的要求，6月30日，医生允许她出院。母亲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，看到父亲照常营业，心里很是欣慰。这时，父母接到通知，经毛泽东批准，可以搬回宽街与家人团聚。二老高兴极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为什么不用卢奇，迫不及待地想马上回家。

回家。我们的家人又团聚了。这不是梦，而是活生生的事实。家长们不仅能够再次见到自己的孩子，更能见到可爱的孙子孙女了。

（文章摘自《我的情感流水账——动荡岁月里的邓小平父亲》，《中国的孩子》2000年2月号）